人物访谈 | 安藤忠雄：没有终点的建筑之旅
这一天下午，台上的主角既不是娱乐明星也不是企业家，而是这个从来没有受过专门建筑教育的建筑家。
41年前的现在，青年安藤正在计划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这个做过木匠和拳击手的青年因为在旧书店看到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的图纸和书籍，强烈地产生了想去拜见勒。柯布西耶的想法，他想实地去看看柯布西耶设计的朗香教堂和马赛公寓。这个单纯的动机，鼓励着身家清贫的青年安藤“从横滨乘船到达了纳霍得卡，又换乘西伯利亚铁路，7天后到达了莫斯科，以后到了列宁格勒，然后到了芬兰，最后到达了巴黎”。
1965年，对日本的一般旅行者来说，也是海外旅游开禁的第一年。
他于1965年4月底从日本出发，到达巴黎时已经是9月份了，遗憾的是勒。柯布西耶在这一年的8月27日就已经去世了。
但青年安藤的“大旅行”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整个60年代，他带着自己所列的“考察建筑一览表”，从巴黎到威尼斯，一个人周游欧洲。他曾经置身于1968年5月的法国街头，他写道——“我置身在被愤怒的市民占领的巴黎街头，感觉到社会的某种大的变革开始了。”
“我在那时所接受的否意识和对压迫所采取的反抗行为，成为我以后通过建筑思考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后树立人生目标的基础。”
从七十年代末所建的住吉的长屋，八九十年代完成的广为人知的光的教会和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到近期的同润会青山公寓改造项目和上海国际设计中心—— 30多年来创作和设计始终活跃的安藤忠雄，也是为数寥寥获得建筑行业普立兹克大奖（1995年）的亚洲建筑家。
通过亲身体验建筑的旅行完成最初的自我教育的安藤并不满足于完成一个个建筑作品，他也秉承了他的精神导师勒。柯布西耶对于城市建设的热情，勒。柯布西耶所提的“绿色、阳光和空间”的口号，对安藤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从20多岁他只身走进大阪负责城市规划的官员的办公室开始，几十年中，他不断向城市的规划当局提交各种未经委托的城市建设方案。比如在大阪火车站附近的楼房上种植树木，给进入这个城市的人以“绿色”的感受，这个几十年前就已产生但一直未被采纳的想法，在90年代后期他负责东京同润会青山公寓改建项目中终于得以实施。“你要不停地去和人说你的想法，说服他们同意，我到了60多岁才实现一些20多岁时的想法。”在演讲会上他的这番话有点像冷幽默，“我经常产生各种做建筑的幻想，那时我在大阪和东京的街道徘徊，看到一些空间就会设想我能做什么建筑，回去就和同事做了很多到现在都没有实现的建筑模型，这些模型在我的事务所都放不下了。”
安藤走路和说话时的样子都让我想起他所说的“粗石般的建筑”，这位与战后日本民主意识的苏醒和经济力量的崛起一起成长的建筑家，始终相信“恶战苦斗仍在继续”，他设计的位于上海同济大学内的上海国际设计中心，将是迄今为止他所做的最高层的建筑，对于一向钟情于混凝土的安藤来说，这幢高达三十层的建筑，他将面临新的材料和设计的实验，同时，怎样与这个邻邦的文化进行合作和沟通，也是他将为之努力的课题。
规划现代巴黎城市的奥斯曼（1809-1891）和现代大阪的关一市长（1927年任大阪第7任市长），都是安藤心目中将城市建设成如“宝石箱”一样的英雄，但他对当代日本城市建设的失望也在于，官僚和商业的力量，并不能选择对城市有责任感的规划和建设。
这位建筑家将当年对东京的膨胀和规划无序的忧虑也带到了今天的上海，在演讲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忽然反问现场的听众：“我倒是想问一下我们国内的建筑师，上海有很多商业建筑存在，它们根本不考虑环境，不考虑文化，不考虑任何因素，他们仅仅是为了利益而存在，我觉得像外滩这样具有历史沉淀文化的建筑，它们的存在是不是和这些商业建筑存在冲突？我倒是想反问一下在中国设计这些商业建筑的建筑师，他们是怎么想的？！”
在展览和演讲会密集的工作安排中，安藤忠雄在简单的工作餐之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访问。
问：您是通过自我教育成为一名建筑家的，在此之前您曾经做过木匠和拳击手，这对于您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
答：拳击手是一个人在台上，在台上打的时候，他有一个团队在背后帮助他，这对建筑工作的展开是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也有一个团队，但是最后设计建筑的时候，是我来完成。
问：您年轻时第一次去欧洲，是希望拜访勒。柯布西耶的建筑，柯布西耶对您的影响从年轻时代到现在有什么变化？
答：柯布西耶建的房子非常的多，他的专业精神对我的影响一直非常大，对我来说，就是需要像他那样不断的前进和进步。
问：听说您对事务所的员工要求非常严格，您曾经说希望自己的事务所是一个道场，希望能给年轻的同事更多的教育。
答：现在，包括中国的年轻人在内，都希望得到“快乐”，快乐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快乐是战胜困难获得的喜悦感，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快乐，我希望年轻人体验到的是奋斗获得的喜悦。
问：您的著作中，对自己20多岁的青年时代非常有感情，回想60年代的世界，您觉得当代环境最大的改变在哪里？这种环境的变化，对于建筑有什么影响？
答：当时的社会和现在的社会的情况，比较而言，现在的社会流动更快，节奏更快。
对于建筑来说，建筑材料的全球化影响非常大，本来材料是地区化的，现在，建筑实现的技术更容易更加成熟了，想法可以马上得到实现。
我年轻时看到的和现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已经变化太大了。现在信息非常的发达，网络非常便捷，导致情报的流通非常的快。以前在信息不发达的时候，大家主要将港口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上海也有港口，日本的东京和横滨、神户也有港口，为什么要将港口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基础呢，因为它让物品流通，物品的流通导致了人的流通，才会形成一个流通的城市。从港口转变为机场的流通，由于土地和资源的限制，导致日本在机场和高速路的建设上转变得比较慢。上海在这方面是比较快，高速公路非常发达，这样也导致城市的节奏比较快，城市的节奏和流通是相关的。在这种快节奏的情况下，出现了快速的城市发展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上海建筑，没有多少是属于上海的，在北京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高楼丛林里，无法看到是在哪一个城市，建筑本来是辨别城市的一种记号，但现在这种记号的作用在消失。我的很多建筑主要是通过周围的信息的搜集，这些信息包括环境，包括人文历史，包括时间，各种因素和建筑功能的结合，才能产生属于这个地区本身的建筑。
问：您曾将当代的建筑风格分为“世界化风格”与“反世界化风格”，世界化风格所表现出轻量感及通明感现在仍非常流行，而您自认为是“反世界化风格”，追求“只属于那里的建筑”，现在，您仍坚持这样的立场吗？您认为建筑与当地文化和环境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安藤：您刚才说的可以归结为 “轻”和“重”的问题，并不是说玻璃就是轻的，混凝土就是重的，“轻”与“重”并不是从材料上来讲。我们在上海做的项目，要与上海的历史对话；而我们做的六甲集合住宅，是通过建筑和地形进行对话；我们做的贝纳通的项目，是和十七世纪旧的建筑进行对话——这些不断和历史的对话，才显得建筑有深度。所谓轻的建筑，是一些简单的商业建筑，只是使用一些商业元素，而没有和其他因素产生共鸣，这样的建筑相对来说，就会显得“轻”。
和地域有关的建筑还是和地域无关的建筑，这就是我所说的建筑的两种不同状态，我希望做的建筑是能反映当地原有的环境，能够形成强烈的共鸣的这么一种建筑形式。
问：从光的教会、水御堂等带有宗教色彩的建筑，到近之飞鸟博物馆、地中美术馆这样的公共建筑，到近期您设计的HHSTYLE.COM/CASA和上海国际设计中心这样的商业项目，对于不同类型的建筑，您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或者设计方式吗？
安藤：这些房子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的变化，它们的功能不同，可能导致它们外型有一些变化，但是它们的设计手法和设计思想是贯穿其中，一直不变的，如果您有机会实地到这些建筑中去的话，它们的空间给您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问：那么您追求的空间感受是怎样的？
答：对于人来说，空间的体验是很重要的。比如在小时候，对于儿童来说，捉迷藏的时候，喜欢躲在比较小、比较暗的空间，这些小而暗的空间和比较亮、光线比较强的地方形成一个对比。我们给儿童选择他喜欢的空间，他肯定选择比较小的比较暗的空间，这是和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体验感和文化的根底性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在建筑的创造中，需要跟文化的共性和现实社会的共性进行对比。比如在水御堂和光的教会的设计当中，我们通过一些缝隙中的光的渗透让人感受到两种不同世界的对比。
上海现在比较开放，有很多商业建筑，但是能够真正体验文化的，能够感受上海历史的建筑所创造的空间，相对来说是非常贫瘠的。就像上海和东京，我们的房子都造得很高很大，但是能够真正容纳心底的文化和体验的空间是很少的，我们昨天去了上海的外滩，看到外滩是上海的一个文化沉淀，人们去外滩的时候，也希望找到和自己的体验发生联系的地方，自己感兴趣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上海做设计的时候，也希望能实现这样一些空间，这就是您所说的我属于“重”的“反世界化”的这么一种类型。
问：日本在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1970年举办大阪万国博览会前后，经过了一个建筑的大发展，现在，中国即将举办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也造就了城市建筑空前的蓬勃，您对于都市化过程和建筑之间的关系怎么看？
答：对于世博会来说，究竟是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世博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上海现在的人口这么多，人口的增长也非常快，很多人口搬到郊外居住，随着购买力的增加，汽车也在增加，环境也在改变，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来说，首先应该解决的是交通和环境的问题。上海要办世博会，仅仅做一些有趣的建筑是不够的，这是一个城市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造一些有轰动效应的建筑，环境和交通是更重要的问题。
